学术资助被投入到了很多与现实问题不相关的领域，制造了虚假的学术繁荣。
当年陈寅恪虽然没有发表多少论文，也没有博士学位，但因其不世出的杰出才华而受到梁启超的极力推荐，最后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同意录用。而且这种服从主要是上下等级之间出于各自利益合谋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单向控制。
因此，学生剽窃对学术交往的扭曲不是很大，尽管学校为了实现教育目的需要严厉打击学生剽窃。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在多元化的学术体制中，这种现象一定会再现。11只有当这三个有效性维度在主体间性上得到了实现，学术批判才有可能不断地达成某种程度的真正有效的短暂性共识。学术剽窃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应付各类考试，学生是这类原因的主体。
岂不知学者也是生物性动物，也有物质上的欲求，人生存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谁控制了你的胃，谁就控制了你的一切，谁控制了学者的待遇，谁就控制了学者的思想。学术剽窃在法学界的泛滥与不合理的学术体制有关，各个高校都会规定每一名教师每一年要发表多少文章，而论文期刊数量又特别有限，学术成果评价和学识职称评审又以论文和作品数量为衡量标准，因此，很多学者，特别那些资历不够显赫的年轻学者及可能在发表论文和著作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在申请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也缺乏优势。制度调整是刚性的、不可逆的。
质言之，如果没有社会政策、社会法等社会保护运动的制衡、修复、改良，那么，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实质为资本主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市场化运动，盛行资本力量通吃一切的丛林法则，会成为烧毁社会有机体的烈火，导致人类社会陷入严重分裂、动荡。[7]美国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医疗保障、养老金、税制改革等措施推行新政（big deal），但其改革措施的绩效和前景，难作乐观判断。工人阶级的坚决抗争、内外社会矛盾和压力、掠夺和破坏性市场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资产阶级整体的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政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下的体制弹性等变量，都促进了资产阶级及其政权的理性妥协—从本能性、自发性、局部性、部分民间性，逐步向国家层面的政策和立法转化。{30}因此，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第二代社会法的强烈、紧迫的制度需求。
即使是十分自私的资本家，也能认识到扩展的、持续的、长期的合约与市场对自己是极为必要的。在劳动关系领域，诸多制度性、政策性、公权力因素导致劳动者的市场主体地位和相应权利受损害，加剧了资强劳弱的失衡和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利润侵占工资的现象甚为严重而普遍，内外资本都获得了大量的制度性红利，[17]资本力量受社会法的约束严重不足，由此扩展到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失衡。
（3）刺激和提振内需、激励供给、降低外需依赖度，以改善国内经济质量、增进经济安全。对于社会政策和立法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以及中产阶级扩大的社会变迁与格局，德国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与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等人先后提出了相关理论，认为信息技术与网络成为了有支配性的知识资源，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和结构性转型，福利社会、消费（服务）社会、信息化、知识劳动主导、联合经济等构成了所谓后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此同时，经济学的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基础逐步得到了高度重视，新古典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理论也加强了对伦理及其对经济行为、绩效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14} 对于历史上资本主义危机所导致的重大制度变革（也可被认为是新政），多认为包括劳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法是决定性制度变量。
一战后，列强反省认为：国家对外扩张的主因之一是国内社会矛盾激化，需通过对外扩张而转嫁和释放，而国内主要危险是劳资矛盾，故有必要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后来的福利病、效率降低等问题的产生源于复杂因素，难以被归因于第二代社会法。其功能是使社会得以新生和维系。{20} 其次是社会政策变迁理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法相关的问题代沟理论，是本文所提出、初步论证的且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对于兼顾社会保护、社会促进职能，旨在把（传统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积极融合起来的第三代社会法，中国和发达国家没有问题代沟，处于共同问题与挑战之中，均具有紧迫的制度需求。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权力和分配职能获得了正当性和绩效，混合性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形成。参见张文显：《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6页。
{4}（P118）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即为其基本信条之一，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和危险性。中国急需完善该领域的政策、制度和机制。参见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可把传统的公法和私法难以涵盖的，以生存权利保障和社会整体保护为基本功能，体现分配正义和共同发展等价值取向，使相关社会政策得以制度化的法律类群，界定为社会法。以社会立法为核心的社会保护运动，是人类面对自由市场原则粉碎人类的共同生存（habitation）、危及社会整体的结果，而由来自社会内部的各团体与阶级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的、一种纯粹基于自求生存的人类天性的本能反应，因此，很多时候，连最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也会支持一个反自由放任的社会法。但对社会法具体功能的再抽象、功能发展的逻辑，关注不够。
由此形成了生产性、生产主义、作为生产性因素与社会保护职能同等重要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 as a productive factor）—第三代社会法。如果没有社会法所确立的这些机制，则无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
{4}（P112）资本主义的形成意味着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市场脱离了社会的制约，把逐利性、交易原则全面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制造出市场社会，使社会臣服于市场，导致了巨大转型。新政 与私法、公法学科相比，社会法及其学科的成熟度、知识自足性明显偏低，具有更多的开放性、流变性。
虽然这种反向运动对于保护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结底，它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不相容的，因此，也是与市场体系本身所不相容的。[2]与宪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等学科相比，社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知识自足性、学科边界清晰度相对偏低。
一战削弱了列强国家的对内控制力，促进了人权运动的发展。据此，中国基于自己的社会法问题之代及其与发达国家的问题代沟，应确定其社会改革的主要维度，并为当今世界解决社会法问题提供一般性的经验、模式，为社会法学科进行法哲学意义上的创新。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也会推动进一步的调整和转型。国外社会法学对一般理论的集中研究是在二战前后，近几十年更多是关注具体领域、具体制度问题。
虽然上述理论范式并非专门对社会法进行抽象的理论研究，或者难以被直接归类于社会法法哲学，但是这些理论能够有效拓展社会法理论研究的视野，为社会法法哲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15}新政难以达成，有新政之需而无新政之能已是全球性问题。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不能消除社会法的上述机制和功能，相反，在全球产业链关系中，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基于要素价格、成本核算、利润分配等问题的冲突日益凸显，应当通过官方的、民间的谈判加以解决，社会法与国际经济法具有结合的空间。甚至可以认为，以社会法为核心的制度调整，实实在在地挽救了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个体成员大多是理性人，其阶级整体更是理性人，而且从短期利益到长期利益、个体利益到整体利益、从本阶级利益到必要的阶级之间利益妥协、从局部理性到整体理性，其理性是不断扩展、深化、健全的。确立了普惠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成为其支柱。
{23}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框架与福利制度框架为社会法奠定了社会性基础，社会法时代已经到来，社会法也是最困难、最复杂和最具有文化相对性的领域。{3} （P39）对于常规性问题已有诸多文献予以探讨，本文旨在研究后者—社会法学所关注不足的、能成为社会法部门法哲学问题的若干深层次问题。社会法是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经社文类人权、追求实质性公平的法律类群。二是因为社会信息机制、甄别机制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部分不符合救助条件的、部分有能力而缺乏劳动意愿的社会成员也成为了福利救助对象，福利依赖与败德现象日趋严重。
这种社会进化论应能够准确、深刻地揭示其机理和逻辑。波兰尼认为，它（同步的反向运动—引者注）不只是社会面临变迁时的一般防御行为。
没有获得必要工作场所安全保障的张，在当地申请尘肺病认定，负有法定职责的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拒绝履职，导致张以手术打开胸腔取出病理证据的方式来证明职业病。因此，社会法的应用性问题和理论性（部门法哲学）问题的范围，必然是相对开放或宽泛的，开放性成为其学科合法性的前提。
且从法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法哲学应当特别注意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整合和创新法学研究。[13] 易言之，社会法所体现的共同生存、底限性共享、合理差别等价值原则，与人们特别是底层民众承认产权、容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是相互交换、互为对价的关系。
